昨晚在报告厅听了有关当代审美现象漫谈的讲座，有几点感想。
        知识分子身份的内在规定性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批判性，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中国的知识分子因其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追求，因此总是处在对当下现状的反省与批判中。这是体现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不是说知识分子眼中无美，正是因为知道何者为真美，才引导美，影响美，规定美。
        胡老师说得对，审美的普遍化和审美趣味的降低之间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关系。知识分子因此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他们是社会的良心与明镜，只有永远的保持清醒的审视和理性的批判，历史的二律背反的意义才得以存在。
        所以我以批判的深度作为标准来衡量，胡老师讲的东西还不够深入。

        审美的普遍化导致了两个很明显的结果，一是审美内容的轻浮化，二是美的标准的下降。
        人人都渴望有美，人人都自觉的追求美，但在当下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许多人并不知何者为美，只是追赶潮流。被标榜的名牌服饰，豪华装修，精美设计，都偏向于对形式美的过度关注，从而减弱了人们对内在意义的追问力度。胡老师列举到博客文学，在我看来，博客文学所呈现出的五彩斑斓的个人化特点并不能作为其具有文学性的充分条件。反而正是因为博客文学的蜂拥而起，极大的干扰了人们的视线，这些文学所带来的即时的审美快感在迅速的消耗人们的审美时间。雁过无痕，它并不会真的留下什么东西。
        问题在于，大部分的审美主体并不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对美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正是因为他们在自身设定的美的标准下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美的体验，他们过多的追求形式上的美，追求过后才发现精神上的贫乏并没有得到安慰。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之后，知识分子们应该主动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进行“拨乱反正”。
        第二个问题是美的标准的下降。我相信真正的美是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的。因此经过历史的淘汰留下来的美的艺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参照，来制定当下的美的标准。对于接触了，学习了历史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工作应该属于他们的社会分工。
        审美的普遍化已经引起了美的标准的下降，是要趋同这种下降，还是应该悬设高质量的美来提高大众的审美品位，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对此有很明确的认识。

□本报记者　马韬
　　
　　凯雷并购徐工案即将以凯雷收购徐工45％的股份划上句号，这个并购案注定将名留当代中国经济史，毕竟从此以后，我们对待外资的态度将从盲目转变为理性
　　
　　“我现在很坦然。”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3月19日对记者说。2006年下半年，美国凯雷集团收购徐工集团旗下徐工机械85％的股权一事，成为国内财经热门话题。这个话题具备了所有热门话题的必备要素：黑幕交易，国有资产贱卖，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王民是这些“阴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此事涉及的双方，也容易让人兴趣倍增：徐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龙头。凯雷，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由于有多名国家领导人在该基金担任要职，是一个有“总统俱乐部”之称的投资机构。
　　揭发“阴谋”的是徐工集团竞争对手三一重工总经理向文波，他在博客上表示，中国机械行业将因这场并购而危机重重，他没料到，这将引发一场席卷中国的大讨论，最终的结果甚至扭转了中国传统对待外资的态度。
　　
　　缘起
　　2004年3月王民随徐州市政府官员一同到香港做徐州经贸洽谈推广会的时候，没有想到在两年后，这场招商会中的一个项目会变成一颗炸弹。
　　在香港的洽谈会结束后，4月，徐工集团在《香港经济日报》刊登了一个全球“招婿”的公告。徐工集团为徐州地方国有企业，想通过引进投资者的方式进行改制，或者简单说，徐州政府想卖掉徐工集团这一当地最大企业的大部分股权。
　　或许是老国企的通病，徐工集团也进行了债转股，以降低公司沉重的银行贷款产生的负担，轻装上阵再图发展。引进新的资金和投资方，无疑是加速发展的方式之一。
　　中国华融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2002年接管了公司的债务，并转成了相应的股权，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类似方式解决了很多国有企业的银行债务沉重的问题。
　　这笔股权曾经摆上了四大管理公司转卖的议事日程，但徐工集团又通过贷款的方式，将这笔占徐工约48％的股权，用6.8亿元“赎回”。某种意义上，徐工集团这笔交易非常“聪明”，按照可计算口径，这笔“赎回”的股权将以3倍左右的价格卖出。然而在2006年大贱卖的声讨中，徐工这笔升值国有资产的交易，未被提及。
　　陆续有投资机构来到徐州，考察徐工，洽谈收购事宜。“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先后来了30多家机构。”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3月19日回忆道，他是收购中的徐工方的主要谈判人员。这30家中，有凯雷、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资基金，有卡特彼勒这种同行业的世界巨头，也有中国的行业巨头三一重工。三一重工是中国民营装备制造商，发展迅猛。“冤家”正是在此时结下的。三一重工的执行总裁向文波在2006年的夏天通过自己的博客引爆了凯雷收购徐工的大讨论。
　　大约在2002年，私人股权基金悄悄潜入中国内地。彼时，国内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认识尚浅。惊动朝野的凯雷收购徐工的大讨论，让以前一直低调行事的私人股权基金摆上前台。
　　当时的国人只是通过某公司纳斯达克上市制造了中国年轻富豪的方式，知道了风险投资基金(英文简称VC)能点石成金。然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英文简称PE)与VC完全不同，PE的投资方向大致是成熟企业，通过债务重组、引入先进的管理机制、引入好项目等方式让“老树发新芽”，VC则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早期投资或许能成功的企业。两者同属私募基金，但性质截然不同。此次被牵入讨论的凯雷收购徐工的基金，即属于PE。
　　2004年至2005年10月份，主角全出场了：要卖股权的徐工集团，凯雷，三一重工。这场大戏进入高潮，则是在主角全部亮相后的8个月。
　　
　　发难
　　2006年6月6日的一篇博客文章，让徐州市政府主导的一场“招婿”行动成了大事件。此前事态平稳，未见多大波澜。这篇博客是向文波写的，文中表示愿以凯雷的价格加价30％替换凯雷做此交易。这是他讨论凯雷收购徐工的第一篇博客。
　　根据2005年10月25日双方在南京草签的收购协议，凯雷将以20多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徐工机械85％的股权。
　　随后，向文波在博客里逐渐将事件丰富起来：三一重工很早就与徐州方面接触，但失去了进入下一轮被选择的资格。进入第二轮的7个机构，全为国际财团。
　　这一说法，徐工方面做了回应：三一出价太低，第一轮就淘汰出局。
　　向文波还认为，选择凯雷或许是一个安排好了的“局儿”。有数据支持他这么想，因为他获得了一份同是凯雷竞争对手摩根大通基金的出价：31.98亿元人民币。很显然，这个数字直观上比凯雷方面要大方许多。
　　但徐州方面给“招婿”设置了很多无法简单用金额衡量的门槛儿：能否带来新项目新技术，在退出时徐工方面有一票否决权以防止被产业资本控制，徐工品牌的保留等等复杂的条款。综合评分凯雷最高——这是徐州市政府及徐工集团的判断。这些不透明的所谓评分，是给凯雷量身定做的——这是反对者向文波的判断。
　　基于这种迥然不同的判断结果，这个平稳运行了已近8个月、正等待国家管理部门批准的收购案，随着向文波的发难，演变成了一场大战。
　　到2006年的6月24日，18天的时间向文波已经在其博客发表了14篇文章，篇篇打击要害。在他的博客中，原本没有被披露的很多交易细节及数字被披露了，而徐工方面就细节问题，没有做任何正面回应。
　　于是，参与讨论者的观点开始一边倒：通过黑幕交易以确定卖给凯雷，贱卖以让凯雷通过这个中国的地方国有企业获得暴利，这同时也将极大地伤害中国在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
　　凡此种种，逐渐凝聚成了民族精神，卖徐工就是卖国的逻辑关系也渐渐成立。
　　类似的以改制之名贱卖国有资产、中国企业被外资收购后品牌打入冷宫失去了竞争力等痛苦回忆在这场大讨论中被不断刷新，特别是让中国的网民们感受到了刻骨铭心之痛。
　　一面是向文波的咄咄逼人，另一面是徐工和凯雷的缄口回避，从行为上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06年6月开始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舆论一边倒。
　　徐工有口难辩，国际惯例是，这种收购本就是商业秘密，核心数据不可能公布。“你可以不相信我们，但这些文件在监管层面是完全透明的，管理部门可以随时调审这些文件，你说我敢不敢说假话？”2006年7月6日，王岩松曾对本报记者说。
　　此时段，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个徐工方面的博客，与向文波的博客观点针锋相对，双方文来文往，刀光剑影。网民们摇旗呐喊，民间藏龙卧虎显现无遗。
　　在这个热闹的6月，还有一件疑惑众生的事件：徐工集团的总经理付健在月初接到了市政府的调任令，任徐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主要进行公共设施投资为主的业务，在2006年6月26日付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转型对我来说有点大，我更喜欢做企业”。
　　由于付健反对将徐工卖与外资，这个关键时刻的调任，无疑是火中浇油。
　　每一个不能从正规渠道得到解释的事情，都成了标识事件进展的符号，而这些符号，被不同方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参与讨论各方的智商得到了严峻的考验。
　　一个月后，这场讨论惊动了上层。
　　
　　听证
　　2006年7月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下午，商务部召集所有与凯雷徐工并购案相关的单位，分批征求意见并详细询问细节问题，被召入京的徐工集团的王民和王岩松及徐州市政府、江苏省外经贸厅主管负责人，这批人三天时间连遇数十问。据参与会议者对本报回忆，问题涉及到了每一个疑点，不能公开说的在听证会上全说了。
　　向文波和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也接到了主管部门的通知赴京。辩论双方在同一个大院里的不同会场同时接受着管理部门的问询。
　　这是中国第一次因企业收购举行的听证会，虽然在很多国家，这种程序司空见惯。
　　《华尔街日报》评论此事件是外国投资基金进入中国的分水岭，不为过。毕竟此事件从讨论开始到管理部门介入，均显现了始作俑者的独特，并于此听证会后不久的8月8日颁布了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各变化时间上的吻合，让此事件的进程被记入了历史。
　　听证会结束后，并没有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传出。
　　而随着事态的进展，大人物也渐次出场。凯雷的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专门飞抵北京，低调拜会相关部委诸多官员，同机抵达的，还有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他们来的目的是就凯雷收购徐工搁浅一事进行沟通。
　　7月19日，官员们在问询之时，大卫·鲁宾斯坦又陪同鲍威尔在清华大学进行演讲。
　　听证的同时，凯雷方也主动“正听”。通过长达一个月的大讨论，凯雷有些被妖魔化了。
　　即便是坚决反对收购的向文波，在3月19日下午向记者评论此事的时候也表示：“不能神话外资，但同样不能妖魔化外资，资本是逐利的，(他们)这么做没有任何错。”
　　随后发生的事情，也使该事件具备了启蒙性：外资收购洛轴、苏泊尔也随后出现了类似的讨论。
　　洛轴涉及产业安全问题，外资已完全退出；苏泊尔收购如同徐工一样，至今未有明确批复，这两项均牵扯到是否会导致行业垄断的评估。
　　
　　改，又改
　　听证会结束后，由于并未传出不利于徐工方面的消息，使原本一边倒的大讨论开始回归平衡。但批复的消息也未出现。
　　随着权威部门先后出场，大讨论的两个主要议题———贱卖论和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论，均由国家管理部门评估，讨论慢慢降温。
　　2006年10月16日，凯雷和徐工重新签订收购协议，凯雷收购的股权比例降至50％，收购总价为18亿元人民币，单位价格明显上升。
　　这一次修改，仍然有不同的解读：有认为这种修改是根据管理层的授意进行修改的，说明在大方向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很快会被批复；也有认为，这本身就是当时价格制定不合理导致的必然后果。
　　然后又是等待。此改无疾而终。
　　3月12日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及徐工并购案时说：徐工、凯雷双方就投资比例事情进行协商，“一旦达成一致，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我们将依法进行审理”。
　　三天后，改动又一次出现。
　　3月15日，凯雷和徐工新协议签订，收购的比例降低到45％，剩余股权全由徐州国资委持有，单位价格比第一次修改再次上升11％。
　　此时距第一份收购85％股权协议已经507天，而凯雷的收购设想也从绝对控股变成了参股。
　　向文波3月19日下午对记者评论此事进展时，认为更应该重视事件中的教训。
　　该不该卖？什么价格卖？“正是因为制度性的缺陷，给了资本机会。”他评论道。没有一个好的价格制定机制，笼统的不低于净资产的管理规定，某种程度上成了不需要卖更高价的借口。
　　向文波还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发现价格的方法，“先上市，再改制”，他说———这里指的改制，是外资进入改变股东结构，“市场是发现价格最好的工具。”向文波认为，这个事件或许是一个解决类似事件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标本。
　　他对事态的进展感到遗憾。“国外均有专职委员会处理此类收购事件，保护国家的产业安全，现在，我们仍然没有。”他说。

 

编者按：春节前夕，厦门卫视总监邹振东专访台湾知名人士、“立法委员”李敖，纵论台湾岛内选举、两岸政党、台海局势等。李敖先生继续保持“本色”，谈锋犀利，旁征博引，“奇兵怪招”迭出，逼问话题要害。为向读者提供观察台湾政治之新异视角，本报获专门授权，在其节目播出前首发专访之精华摘要。
　　
　　为何不能当选台北市长
　　邹振东：2008年您会参选吗？
　　李敖：我对一年以后的事情，坦白给你讲，不敢做决定。
　　我已经72岁了，生在1935年的人，随时会出情况。所以不能够设计一年后的事，2008年对我太遥远了。
　　邹振东：您知名度很高，但是得票率却不太高。这让大陆您的粉丝很失望，也特别不理解。怎么回事？你可不可以向大陆你的粉丝解释这一点？
　　李敖：这个太容易。因为在(台北市长选举)投票的那天早晨，我的经纪人王祥基先生，叫大家书面写出来，我们估计得多少票。
　　8500票。我的估计，他的估计，不谋而合。结果事实上投票是7700票。我们都没估计过1万票。整个投票的人是200万。估计为什么这样准确？就知道这样玩，不会有那种结果。你去告诉大家有一个人在选，他来讽刺你们，他来做给你们看，他不可能成功的。
　　像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一样，他是诺贝尔奖得主，去选英国国会议员落选。什么原因？就是你不是干这行的。
　　所以如果有内地的朋友们，从得票的标准来评估我，当然错误。我根本不用这个方法来参选。如果这样参选的话，我们太笨了。
　　我们知道是这样做，是给一个机会教育，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人出来选，他一定要证明什么或者宣传什么。
　　而证明的和宣传的，跟得票是两回事情。
　　邹振东：你好像更注重过程，不是注重结果。你更注重选举过程中，你的参与能够带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新东西。如果没有你的参与，这种选举就会变成另外一种选举。
　　李敖：那个过程太重要了！可是结果也很重要。结果要证明的就是说，你们这种人想要所谓的民主的方法，想出人头地是不可能的。(这个过程)证明台湾民主是假的，我就证明了这一点。台湾民主是假的，你看“国会”里面可以这样乱，台湾的“国会”可以打架可以锁门，我还可以喷瓦斯。
　　邹振东：对！还可以扔鞋子。
　　李敖：就证明了这是假的，真正的“民主国家”不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做那些动作，一举手，一投足，一喷瓦斯，证明了我们有目的的。看哦，这是假的。我演给你看，这是假的！
　　
　　为何要颠覆台湾“立法院”
　　邹振东：你有没有尝试做个实验，把你的知名度变成选票呢？
　　李敖：那不是我的长处，我不是干这一行的。政治人物就是搞政治这一行的，因为政治人物标准，他只有输和赢，他的目的不是说是和非，对和错，他谈的不是这个。他谈输和赢，我们谈的是是和非，两个不一样。
　　邹振东：但是好歹你还是凭微弱的优势，进入了这个大楼。(指当选“立法委员”，进了“立法院”大楼)
　　李敖：我也不认为如此，这完全是个假的民主！我本来不能当选的。可是有一个人在买票，民进党他们买票，他们多买掉4万票，把他们同党的票都买走了，所以我才当选。
　　邹振东：(笑)所以“不幸”当选。但是您进入了“立法院”以后，确实给“立法院”增添了非常多的故事。
　　李敖：(笑)我基本上也没怀好心！列宁讲过一句话，列宁说无产阶级加入资产阶级的议会，就是要颠覆它！我到了台湾的所谓的“国会”，所谓的“立法院”，就是要把它颠覆，就是这样子。来意不善！
　　邹振东：(笑)不知道你每次出来会带一个什么东西？是带一个瓦斯还是什么？
　　李敖：台湾很热闹，整天看起来很热闹。内地比较安静一点。台湾的成长过程跟大陆不一样。台湾的终点是大陆的起点，这话没有说什么不好。因为很多起点占了很多便宜，像这次我们祖国搞飞弹试射，前后只花了7年，可是美国花了22年，这是所谓的后来居上。
　　并不是说你做的晚就是一定晚，你会占很多便宜，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台湾经过这么多的波折，这么多的痛苦，在内地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时间会缩短，阻力会减少。
　　邹振东：我刚刚注意到你一个用词，你用了“祖国”。可能在台湾现在很多人不敢用这个词，是吗？
　　李敖：是！台湾很多人都不敢用，我算是最特殊的。好比说赞成“一国两制”。那时候台湾选所谓的“总统”，我也是参选人，只得了1.6万票，那为什么要选呢？明明知道会落选。可是这个声音会出来，态度会出来，告诉大家我赞成“一国两制”。同样的我在台湾所做的事情，常常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肯定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这个原因是经过老谋深算的。我在“立法院”喷了瓦斯，那个瓦斯头一天晚上还练习过。
　　邹振东：(笑)是不是练习为了既达到效果而不伤害到人。
　　李敖：是！这个要注意，这个很重要，(要试验)喷到多少，有什么效果。
　　
　　为何不怕“去中国化”
　　邹振东：大家一直会好奇，您很多的戏剧性的脚本是什么时候想起的？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哪里获得灵感？是在床上还是在吃饭的时候？
　　李敖：(笑)有可能在厕所的时候，大便的时候。像那个欧阳修，说他的文思都在马桶上发生的。很多时候都来源不明。
　　邹振东：所以在厕所里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多了一点。那么大陆民众现在对台湾一个非常不易理解的、恐怕更不能够接受的是关于中国人的认同问题。一些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孙中山是外国人”，什么“把中国史变成外国史”，这个还不只是政治上的一个问题，而是变成文化认同上的障碍。
　　李敖：台湾人所以有这个现象，是有他历史原因的，在清朝台湾是靠边的。日本人来了50年没怀好心，台湾也没有文化。国民党来了50年，也没安好心，整天制造的都是对大陆的仇视，对共产党的仇视。
　　所以台湾前后累积的，从日本到国民党就100年，再往前算，清朝又算起来，这么多年累起来，再加上今天的美国人挑拨，日本人挑拨，一部分人的确数典忘祖，怎么会有正确的看法？
　　这些影响了一些台湾的年轻人。觉得不可解，事实上是可解的。可是这个现象不重要，并不根深蒂固。
　　日本人搞了50年的日本的教育，1945年日本投降了，烟消云散，国民党搞了50多年的党化教育，国民党一垮，都没有了。
　　所以这东西不生根的，不要怕，不要怕！
　　邹振东：是这样子。“五四”时期曾经出现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可是过了一个60年以后，传统文化有生命力的东西，那种流淌在血液的东西，又开始在这一代繁衍。所以我是觉得去中国化是很难的。
　　李敖：不要忧虑，那是表面的，很快就没有了。政治局面一改变以后，立刻摧枯拉朽。
　　
　　台湾为何反共、亲美
　　邹振东：您认为您是中国人吗？
　　李敖：这是什么话？！当然是！
　　邹振东：我接触到也有的台湾人，他认为说我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他好像不太敢说。
　　李敖：是！
　　但我不是讲了吗？这一部分声音把其他声音给遮盖住了，裹挟住了，台湾现在很多人头脑不清楚。好比说他们叫大陆海峡西边叫中国，自己不叫中国，可是他们忘了，当你不叫中国的时候，你也不叫台湾。这话怎么讲？因为美国人跟北京建立邦交，《中美联合公报》说得很清楚：海峡两岸中国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你否认了对面不是中国，你是台湾，对不起，台湾属于他不属于你。按照美国标准，台湾也不属于你。
　　这就好像我讲的那个典故一样，古代一个人叫许甲，他是老子的跟班，有一天跟老子翻脸了，跟老子说你要给我钱，我要离开了。老子手一指，这许甲就就变成骷髅了，肉都没有了。他一看自己怎么变成骷髅了，老子就告诉他，如果你否认了我，你就没有你，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你。
　　台湾要知道，没有中国就没有台湾，可是他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因为宣传得不够，这个宣传力量不够。
　　邹振东：说“我是中国人”害怕什么呢？我们一直觉得不能理解。
　　李敖：台湾人比较厚道，比较老实，台湾人比较浑，头脑不清最容易被骗。可是台湾人比较好，台湾人对人比较友善，所以你们来台湾你们会喜欢台湾，因为台湾人比较友善。
　　邹振东：从两蒋到李登辉到陈水扁，但是一个政治或者文化的导向，有两个没有变：一个就是反共，一个就是亲美。你觉得这个正常吗？
　　李敖：当然不正常。可是你不要忽略了，就是台湾在清朝时代割让给日本人以后，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然后蒋介石政权就过来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党化教育”，错误的宣传，难道没有效果吗？
　　所以今天就是用事实来证明，而不是说你劝他不要这样子。好比说现在祖国强大了，祖国有钱了，祖国买台湾的水果，可以免税了。这就是有效的！是好的！要了解台湾的人头为什么这样变？为什么亲美为什么要反共？有历史上的原因。
　　
　　《反分裂国家法》对台湾有何好处
　　邹振东：对台湾要有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
　　李敖：是啊！
　　因为他反共，又怕共产党，所以需要有人保护他，希望美国保护他。美国根本不可靠，可是这个宣传不够。美国跟台湾断绝所谓“邦交”的时候，蒋经国都气哭了。我跟你从北洋时代算起，66年跟美国的“邦交”，你最后跟我一刀两断。
　　美国人这样对待台湾的！台湾人不知道美国人多可恶。美国人怎么可以相信呢？无情极了，可是台湾人厚道，就忘掉了这一点。
　　邹振东：你好像是逆这种潮流而动的，比如说反军购。你就一直讲到说，不能够替美国人来做“看门狗”。是什么原因和动机让你做这样子的决定？
　　李敖：如果钱少也就算了，那个钱太多了。这一次美国人要卖武器给台湾，就6108亿(新台币)，就等于1500亿的人民币，台湾没有这么多钱。最后要买这批武器什么结果？可以告诉你，台湾的空军总部都要卖掉。为什么？没有钱！台湾已经竭泽而渔，没有钱来买这些武器，而这批武器买了没有用。
　　我在台湾“立法院”问台湾的“安全局局长”，我说你们反对北京的《反分裂国家法》，有没有看到《反分裂国家法》对我们有好处？我说你看第8条，第8条是说你要台独我就打你；反过来说，他不台独我们不可以打他。都被曲解了，“一国两制”、《反分裂国家法》都被污名化，就把你曲解，让大家觉得坏。
　　
　　两岸为何互相误读
　　邹振东：两岸的破题有三个要素：除了需要勇气、机缘，还需要智慧。两岸目前这种状态，最需要有什么样的智慧？
　　李敖：我觉得还是在智慧层面最重要。智慧涵盖了对对方的了解。如果我不了解对方，我很多努力，我们觉得对方看到可能会笑，所以我说海峡两岸的了解需要有智慧来了解对方，是很重要的！
　　邹振东：所以智慧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尊重对方和了解对方。
　　2005年，在台湾被传为一句名言就叫：“连爷爷回来了！”大陆小朋友举着一个“连爷爷回来了”的牌子，他可能表达的是对长者的尊敬。那在台湾会觉得，这是个滑稽的事。连战不喜欢别人叫“爷爷”，喜欢被叫“战哥”，这是不是就是两岸差异的问题？
　　李敖：不错，那是差异问题。
　　因为表达语言的方式，那个动作，那个手势，口气，两岸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双方的语言动作，包括肢体的语言都有关系。
　　我觉得海峡两岸，尤其是领导人，他们得到的一些资讯和一些情报，有的时候有问题。所以对对方的了解是不够，或者了解错误。
　　邹振东：所以资讯一定要全面，才能正确地判断。
　　我们也发现，我们接触到很多台商到了大陆以后，发现和原来的报道有差距，不像原来说的那么坏；很多大陆人到了台湾看，也看到原来他们也不是这个样子。
　　李敖：可如果完全根据民间的接触，甚至民意调查，这种了解层次太低了，不够深入。
　　我举个例子给你，李登辉一上台的时候，台湾这边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基督教徒，是台湾省人，是大学教授，有很多优点。
　　可我就批评他，我说他是有问题的人，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叛徒。
　　他是共产党的叛徒！他背叛了共产党，背叛了他的同志，使得别人被枪毙别人坐牢，他出卖了同志。这个人在性格上、人格上有问题！并且他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他是个奴才，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我写文章，我是全世界第一个写出文章来，拿出证据来，证明了台湾蒋经国的接班人是有问题的。可是台湾人啥也不觉得。
　　所以我说两岸的情报了解，不单是说根据民间的意见，还要知道什么人的看法是最好的。我们要跟他学习！
　　邹振东：李登辉暴露在大众面前的，是他著名的跟司马辽太郎的谈话，“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李敖：跟司马辽太郎见面，是李登辉当了所谓台湾的领导人以后，是8年以后的事。所以你根据这种报道来判断李登辉太晚了！
　　应该他一上台，一夺权，就应该了解他，做正确的判断。
　　
　　为何对共产党尺度较宽
　　邹振东：你“相看两不厌的大陆之旅”，我们非常想知道结果怎么样。真的两不厌吗？你觉得是大陆不厌你多一点？还是你不厌大陆更多一点？
　　李敖：看你从哪个标准来看。好比说有人说我对共产党尺度比较宽，对国民党，或者他们接班的党，尺度比较严。确实如此！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海峡两岸的机会不一样。
　　当时在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来的时候，他把国库94万两黄金搬走了，能够破坏的全部破坏，能够炸掉的全部炸掉，能够搬走的全部搬走，最后留下了300万到400万的坏分子放在大陆。
　　所以共产党在1949年接班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接受了一个烂包袱。所以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很艰苦，所以我才说要给他(共产党)机会。
　　邹振东：我觉得大陆还是在往法制化、往正规化和程序化来发展。而且民众受益很多，受惠很多，民众的生活水准也的确改善。
　　李敖：(大笑)你跟我见面以来，现在这段话讲的是最像(大陆的电视台的)台长。
　　邹振东：(笑)我觉得不是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电视台)台长才这样说的。因为这方面的信息，我觉得可能会一部分放大。但是我觉得，确实老百姓生活改善。
　　李敖：我的看法是没有放大，不但没有放大，甚至还缩小。我们现在13亿人口，严格地说，8亿人口都是多余。在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下，是多余的。1亿人口，就可以维持这些生产。其他7／8也是我们的同胞，也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又不能够把他消灭。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承认这个事实，这批人的确是在祖国人口里面，几乎有二分之一是弱势的。他们不可能很快地变得有钱，他们那一代可能某种程度地牺牲掉。我们知道在改善，可是需要时间！
　　邹振东：我觉得其实你非常宽容地给了共产党一个理解的时间。就是说他在运转的过程中，他肯定要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在走。
　　李敖：我觉得台湾这边，包括大陆本身，应该把这些真相尽量地让大家了解。
　　像邓小平所写的，他年轻时代花了22年跟国民党来斗争，抢这个政权，22年青春付下去以后，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然后又来了20年，从大跃进到文革又被耽误了。所以他一生里面，有44年的时间用来去把自己的路铺平往前走。这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他方法是缓和的，是文明的。那种戴高帽子的时代，文革时代的干法也没有了。
　　所以今天大家知道，(大陆)都是很温和的，究竟不一样了。在这很和平的方法底下，再慢慢往前走，就是你所说的，这个车子是这样在开。这个方向很不容易，现在我们有这个局面要珍惜。因为太不容易了！
　　(特向厦门卫视致谢)

李泽厚如是说———
　　我支持于丹。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
　　记者：《论语》非得要“摘录加心得”才能“慰安人际”吗？干嘛不直接读《论语》？能讲一下国外宗教思想的传播方式吗？
　　李泽厚：《圣经》并不是孤零零的一本书，它有很多解释它的书，还有一些电台专门解释教义，有专门设计给儿童看的，配了很多彩色图画，编成故事，销量很大。此外，教会还会免费赠送一些书籍。在今天新的社会环境下，当然需要针对今天人们的问题和状况来“摘录加心得”，作出解释发挥。
　　记者：在美国，有没有播音员因为讲《圣经》，像于丹一样成了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
　　李泽厚：美国人做这个事情很久了，人们习以为常。我们突然地出了一个于丹，所以一下子很火。美国很多人一星期去一次教堂，宗教行为已经不知不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没有这种现象。
　　记者：孔子不忍“礼崩乐坏”而追求“克己复礼”，于丹迅速深得人心，是否说明当下近于“礼崩乐坏”？
　　李泽厚：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从老人到小孩都愿意接受于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也许更加彷徨、苦闷和心理的不平衡。于丹适应了这种需要。我刚才说了，虽然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真情难得，人际关系淡漠，每天都在计算金钱，这些都会使人的精神生活感觉更加贫乏。没有宗教，没有寄托，为人处世没有准则，生活意义没处寻觅，等等。所以讲一些孔夫子的东西，能够安慰他们，启发、引导他们。
　　记者：可美国人物质生活也很丰富啊。
　　李泽厚：它的宗教传统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如果美国没有宗教，那问题就会更大了。
　　记者：1919年后，孔子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是否此前，礼乐有序？
　　李泽厚：此前有礼教，“文革”前有毛泽东思想，人们讲诚信。为什么，他们有信仰，毛时代信仰共产主义。对于个体来说，有一个信仰，生活就会充实很多。现在是信仰丧失的时代，道德丧失的时代。所以大家就感觉“礼崩乐坏”了，无论对事还是对人，人们没有了准则，有人不知所措，也有人无所不为。于丹讲这个，不就是为了大家生活快乐、心灵快乐嘛。这个就是起到了宗教性的作用。中国没有宗教，但是有半哲学半宗教的儒学和礼教，如我反复讲过的。
　　记者：您怎么看待某些宁要信仰不要命的生存方式？
　　李泽厚：这就是信仰麻烦的地方，信仰有时候是上帝，有时候是魔鬼。美国有过人民圣殿教，将教徒集中在一块，然后杀死，这是邪教。美国还有其他类似的宗教，它们也有信仰，却信仰了魔鬼。但是，全世界那些大的宗教，能够绵延那么广，持续那么久，有那么众多的信徒，就有它的理由，它们一般是有益于社会和大众的。
　　记者：您觉得于丹的错误都能容忍吗？
　　李泽厚：错误是免不了的嘛，何况《论语》很多地方就有多种解释，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她大概是解释错了，但是改了就行了嘛，没有必要抓住这些大肆攻击。当然，人各有分工，但是基本的意思还是不能错的。十几处错误也不算什么。于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大家重新产生对中国经典的兴趣。20多年前，反传统最厉害，现在，又突然觉得传统好得不得了，都不对，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每个传统都有坏的东西。
　　记者：回到一个旧有的争论，它的关键词是：精英、平民和思想史。
　　李泽厚：你讲的可能是指当时葛兆光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思想史》，这是199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人说这种写作方法是最好的，甚至是惟一的，我不赞成。葛兆光强调的是民间思想，我说这种写法应该有，但是重要的还是精英思想，精英的思想还是思想史的主流，比如你要了解古希腊，你是了解那些哲学家的思想，还是了解那些老百姓的思想？你要了解先秦时代的中国，你是去了解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还是了解先秦老百姓的思想？你当然主要是去了解前者，因为这些精英在当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后人从中可获取的智慧、能力和知识要多得多。精英并不一定是高居庙堂，有的就很可怜嘛，在各个国家流浪，孔子不也如此么？
　　记者：那您将于丹放在什么位置，平民还是精英？
　　李泽厚：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她自己也承认是布道嘛，布孔子之道有什么不好呢？人们觉得需要她，觉得她讲得好，能打动人心，这就很不简单，不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要那么多学者干嘛，什么人都要做专家学者干嘛。
　　记者：学者不需要很多，那么布道士呢？
　　李泽厚：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去年我就说，余秋雨、易中天、阎崇年很不错，我支持他们上电视讲坛，他们讲历史，按照正史来讲。现在老百姓了解历史是通过电视剧，好些电视剧乌七八糟胡编乱造。那么他们做这些事有什么坏处？当时，易中天不是也被人攻击得很厉害吗？
　　记者：易中天比之于丹，谁更能称作为布道士？
　　李泽厚：易中天讲的是历史故事，而于丹讲的是为人之道，那当然更受关注。前者不是“布道”，后者却涉及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也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单纯是知识、趣味，当然更为老百姓所需要。儒学是有宗教性的，港台的新儒家，例如牟宗三，便把儒学的宗教性挖掘得很深，但那是在书斋里的学术研究，所以我说你那个大讲宗教性的儒学却算不了有宗教性，因为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没几个人懂，根本到不了老百姓那里去。只有学术意义，没有社会意义，起不了宗教或宗教性应起的作用。
　　记者：那您有没有想过做一个布道者？
　　李泽厚：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如果我的书一下子销250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我想王国维，他也会不情愿自己的书一下子就能卖250万吧。尽管他的《人间词话》销量也不小，但那是累积的长期的。以前有人问我对学者从政从商怎么看，我说那很好啊，为什么要所有人都挤着做学者呢？每个人的才能、性情、境遇都不一样，人应该按自己的主客观条件来做自己能做和愿做的事情。社会本来就是分工合作来维持生存的，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挤在一条通道上，即使这条通道如何宽广美丽，也不必要。